树碑，周树

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树,是在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下，他坐在自己带来的马扎上，背靠着树干，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，在他的蓝布褂子上洒下一片碎金，他眯着眼，像是在看远处的山，又像什么都没看。

“树哥，城里来信了。”我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去。

他没有接,只是慢悠悠地说：“念。”

信是周树的小儿子写来的,字迹工整，措辞客气，说在省城买了房子，要接父亲去享福，我念完最后一个字，抬起头，看见周树嘴角牵动了一下，那是一个称不上笑的表情。

“享福？”他吐出两个字，然后沉默了。

周树在我们村是个异类,五十年前，他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农村娃，全村的荣耀，可大二那年，他回来了，带着一本发黄的《诗经》和一把二胡，没人知道他为什么回来，也没人问——在那个年代，有些事情是不能问的。

回来后,他在村小学当了民办教师，一间破教室，十几个学生，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，他教识字，教算术，教地理，还教唱歌，但他最奇怪的，是教孩子们“无用”的东西。

春天,他带学生去田埂上认野菜：“这是荠菜，诗经里说‘其甘如荠’；这是蕨，古人采来做祭品。”夏天，他让学生听蝉鸣，然后讲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故事，秋天，他收集落叶，教孩子做书签，说“一叶知秋”，冬天，他坐在教室里，给孩子们念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。

村人都觉得他疯了,他爹气得摔了碗：“供你读书，你就回来教这些？”他没有争辩，只是默默收拾地上的碎瓷片，手被割破了，血滴在青花瓷片上，红得刺眼。

后来,民办教师被清退，周树成了真正的农民，他种地，养鸡，放牛，但依旧会在农闲时，坐在槐树下拉二胡，他拉《二泉映月》，拉《江河水》，拉得村人心里发酸，有孩子路过，他会招手让他过来，从怀里掏出几颗野枣，然后教他背一首诗。

我小时候,就是他这样教出来的，记得他教我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时，我问：“这有什么用？”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没什么用，就是好看，好听，像山上的花，开了就开了，不为什么。”

那天下午,我陪他在槐树下坐了很久，他断断续续说了很多话，像是自言自语：“我回来那天，村长在村口等我，说‘树娃子，回来了就好，咱村就你一个大学生，你得带带其他人’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可我不知道能带什么，城里学的东西，在村里用不上；村里的事，我也不会，我就想，总得做点什么吧。”

“于是你教书？”

“不只是教书。”他转过头，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光，“是种树，在孩子们心里种树，种一棵梧桐，将来引凤凰；种一棵松柏，让他们知道冬天也有绿色。”

“你看那棵槐树。”他指着身边的老树，“我爹种的，四十年了，活着的时候没人觉得它重要，死了才知道，它能遮阴，能做梁，还能让人有个念想。”

我忽然明白了什么,周树为什么回来？他不是逃避城市，也不是留恋乡村，他是在用最笨的办法，对抗那个时代最锋利的东西——遗忘，他怕那些诗、那些歌、那些在泥土里生长了几千年的东西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

“树哥，跟我去城里吧？”我试探着问。

他摇摇头：“城里有树吗？那种老树，能让人靠着说话的树？”

第三年春天,周树走了，没病没灾，就是老死的，走的那天，他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，讲着讲着，声音越来越轻，然后没了，等孩子们回头，他已经靠在墙上，像是睡着了。

村里人给他立了块碑,就在那棵槐树下，碑很简单，就刻着“周树”两个字，有人说，应该刻上他的事迹，比如教了多少年书，教出多少学生，但村长说：“不用，周树一辈子，这两个字就够了。”

每年清明,他的坟前总会有很多花，有些是以前的学生，有些是不认识的人，最奇怪的是，总会有一些诗被写在纸上，压在碑下，有《关雎》，有《蒹葭》，有《采薇》，那些字歪歪扭扭，有些还带拼音，明显是小孩子写的。

去年的清明,我在槐树下遇到一个年轻人，他跪在碑前，泣不成声，我问他哭什么，他说：“没有周老师，我就是个放牛娃，不会写诗，不会思考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美。”

我问他现在做什么,他说：“我在大学教书，教古代文学。”

那天我在槐树下坐了许久,看着天边的晚霞渐渐暗淡，周树一生没有写过书，没有出过名，甚至没有出过省，但他用一生，在无数人心里种下了一棵树，这棵树不会说话，不会结果，但它会在某个需要的时候，给人一片荫凉。

我想,周树其实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人，他们被时代忽视，被历史遗忘，但他们所做的，却是时代最需要的，他们不是英雄，不是明星，他们只是种树人，而种树人，是世界上最笨的人，也是世界最聪明的人。

槐树又老了十年,依旧年年发新芽，风吹过树叶，沙沙作响，像是有人在念诗，远处有孩子的声音传来，清脆，稚嫩：

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