枣树下的约定，张翠兰

张翠兰

张翠兰坐在老屋门前的石墩上,手里捏着一根针，正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缀扣子，阳光透过院子里的枣树叶子，碎金似的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。

“翠兰婶子，还在忙活呢？”邻居王婶子路过，隔着矮墙喊了一声。

张翠兰抬起头,眯着眼笑了：“给二小子补补衣裳，这孩子，扣子掉了也不知道拿回来让我缝上，自己拿铁丝拧着，能像话吗？”

她说话慢悠悠的,带着川北口音的普通话，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温和地滚出来的，王婶子笑着摇摇头：“你这心操的，儿子都快四十了，还当小孩儿看呢。”

张翠兰没接话,低下头继续穿针，她手上的皮肤有些皱了，但手指依然灵巧，一针一线走得又密又匀，这双手啊，缝补过多少件衣裳，她自己都记不清了。

张翠兰今年六十八岁,从大巴山里嫁到这个村子已经四十四年了，四十多年，她从当初那个扎着两条麻花辫，被花轿颠得晕头转向的姑娘，变成了如今这个头发花白、腰身微驼的老太太，村子从土坯房变成了小洋楼，村口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，年轻人都像候鸟似的飞去了城里，只有她这样的老人，还守在这片土地上。

说起张翠兰,村里没有人不竖大拇指的，丈夫李大柱年轻时在矿上干活儿，四十岁那年塌方伤了腰，从此干不了重活儿，家里的担子就全落到了她肩上，张翠兰没有一句怨言，天不亮就起来喂猪、做饭、下地，晚上回来还要伺候丈夫、照顾两个孩子，村里人都说她命苦，她却总是笑笑：“苦啥苦，谁家过日子不是这样？有吃有喝的，不挺好的嘛。”

最让人佩服的,是她供出了两个大学生，儿子李建国，女儿李红梅，都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那年头，一个农村家庭同时供两个孩子上大学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张翠兰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，她白天种地，晚上编竹筐，农闲时还去镇上给人家当保姆，有一年冬天她病了，发烧到四十度，躺在炕上起不来，可第二天天没亮她还是爬了起来，因为答应了要帮东头张三家编完那批竹筐，定金都已经收了。

“妈，您太累了，我不上学了，我来挣钱供妹妹。”儿子建国实在看不下去，跪在她面前哭。

张翠兰第一次打了儿子,巴掌落在儿子脸上，她的眼泪却先掉下来了：“你不上学，你这辈子就跟你爹一样，窝在这山沟沟里！妈累点怕什么？妈就是累死，也不能让你们当睁眼瞎！”

后来孩子们都出息了,儿子在成都当了工程师，女儿在深圳做了教师，他们都想接她去城里享福，女儿红梅在电话里说：“妈，您来深圳吧，这边的天气好，冬天也不冷。”儿子也说：“妈，我给您在成都租好了房子，您过来住吧，每天接送孙子上学，多好。”

张翠兰都拒绝了,她说：“城里我住不惯，这屋里院子的，你爹一个人在我不放心。”

其实李大柱的身体早就好多了,虽然干不了重活儿，但走路做饭都没问题，可张翠兰就是放不下，年轻时丈夫是她的天，现在她成了丈夫的拐杖，老两口每天一起吃饭，一起看戏匣子里放的黄梅戏，偶尔拌两句嘴，但很快又好了，日子平淡得像一壶白开水，但张翠兰觉得，这水喝着甜。

去年秋天,李大柱的腰病犯了，在床上躺了两个月，张翠兰寸步不离地照顾了两个多月，给他擦身子、端屎端尿、熬中药、按摩，没有一句抱怨，李大柱看着老伴儿忙里忙外，有时候偷偷抹眼泪，张翠兰看见了，故意装没看见，嘴上揶揄他：“一个大男人，年轻时摔了腰都没哭过，现在倒学会掉金豆子了？行啦行啦，过几天就好了。”

两个月后,李大柱能下床了，张翠兰自己却瘦了一圈，村里的老太太们聊天时说起她，都说这是十里八乡都难找的好媳妇，张翠兰听到了，摆摆手：“两口子过日子，不就是你照顾我、我照顾你的嘛。”

太阳渐渐升高了,枣树的影子缩成一团，张翠兰把补好的衣服叠好，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坐麻了的腿，院子里那棵枣树是李大柱年轻时栽的，如今已经枝繁叶茂，每年秋天都能打下几十斤红枣，她抬头看着满树的青枣，喃喃自语：“等枣子熟了，给建国寄一些去，红梅那边也邮一点过去，孩子们在外头，吃不到家里的味道。”

这时,屋里传来丈夫的声音：“翠兰，翠兰，你进来看看，这收音机咋又没声了？”

“来啦来啦，”张翠兰应着，一边拍打着裤腿上沾的草屑，一边往屋里走，“你那破收音机，天天捣鼓，我看你就是闲得慌。”

嘴上说着埋怨的话,嘴角却挂着笑，阳光追着她的背影，一起进了屋门，院子里安静下来，只有枣树上的知了，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。

这就是张翠兰,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，一个把青春种在土地上的女人，她也许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却用一生的时间，诠释了什么是坚韧，什么是爱，她把儿子女儿送出了大山，让他们去看更广阔的世界，而她自己，始终守着这个院子、这棵枣树、这个家。

枣子年年会熟,日子天天都在过，张翠兰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篇章，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，闪着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