久治不愈的,是那棵柳树,久治不愈
院墙外的柳树,已经陪了我整整十八年,每年春天,当第一缕暖风拂过,它总是最先抽出嫩芽,在料峭的春寒里,摇曳出一片鹅黄的温柔,母亲说,这棵树比我小两岁,是我出生那年父亲随手插下的柳枝,谁想竟长得这样茂盛。

可这棵柳树仿佛得了什么怪病,年年春天发芽时,总有那么几根枝条泛着枯黄,像是经脉不通的血脉,倔强地不肯吐绿,父亲请来农技站的老张,老张围着树转了三圈,说是得了“柳树溃疡病”,打了药水,可第二年照旧,后来换了更贵的药,又请来市里的专家,都说是“天牛危害”,可无论怎样治,那几根枝条就是不争气地枯着。
奇怪的是,除了这几根枝条,整棵树依旧枝繁叶茂,夏天时,树冠如一把巨伞,荫蔽着大半个院子,我在树下读书、写作业,听着蝉鸣,看着光影在书页间跳跃,秋天里,叶子黄得透亮,风起时纷纷扬扬,铺满一地金黄,只有那几根枝条,无论春夏秋冬,都挂着几片半死不活的叶子,像是不甘心认输的病号,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。
我渐渐习惯了它的存在,就像习惯了自己身上某个小毛病,高中那年,我突然失声,一夜之间说不出话来,跑遍了省城的医院,做了无数次检查,从喉镜做到核磁共振,没有一个医生能给出确切的诊断,有人说是声带小结,有人说是喉返神经受损,还有人说是心理因素,吃了半年的药,喉咙依旧像个生锈的锁,打不开也关不上。
高考前夕,我在病房里看着窗外发呆,阳光透过柳树的缝隙洒进来,投下斑驳的影子,那几根枯枝依然倔强地伸着,像极了我的嗓子,父亲坐在床边,摸了摸我的头说:“别急,慢慢来。”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有些伤痛是急不来的,就像那棵柳树,既然治不好,那就学着与它共存吧。
后来去大学报到,我依然是那个说话沙哑的男生,第一次上台演讲,声音像砂纸磨过玻璃,台下的同学都露出惊讶的表情,但我坚持说完,说到最后,掌声雷动,再后来,我学会了写字条,学会了打字,学会了用手势和表情表达情绪,我的世界并没有因为失声而变小,反而因为适应变得更丰富。
大二那年寒假回家,正赶上邻居家扩建房屋,要把院墙往外移,施工队的人说,那棵柳树碍事,要砍掉,我站在树下,看着那几根枯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突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,父亲拿出四千元钱,买下了邻居家的那块地,他说:“这棵树陪了你十八年,也该让它安度晚年了。”
我这才知道,那几根枯枝不是病,是树的记忆,十八年前,父亲插下的柳枝里,恰好有一根是枯枝,它没有生根,没有发芽,却也没有腐烂,就这么嵌在树身里,一年又一年,成了树的一部分,原来,所谓的久治不愈,不过是生命对过往的执着罢了。
我的嗓子依然没有痊愈,那棵柳树也依然有几根枯枝,但我们都在彼此的世界里,活得很好,有些伤口不需要愈合,有些治疗不是痊愈,有些久治不愈,不过是另一种圆满,就像那棵柳树,因为有了枯枝,才更显生命的顽强;就像我的嗓音,因为沙哑,才更懂得倾听。
村口的医生都说这树有“顽疾”,治不好了,可谁又知道,这“顽疾”里种着多少光阴?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