久治不愈的，是那棵柳树，久治不愈

院墙外的柳树,已经陪了我整整十八年，每年春天，当第一缕暖风拂过，它总是最先抽出嫩芽，在料峭的春寒里，摇曳出一片鹅黄的温柔，母亲说，这棵树比我小两岁，是我出生那年父亲随手插下的柳枝，谁想竟长得这样茂盛。

可这棵柳树仿佛得了什么怪病,年年春天发芽时，总有那么几根枝条泛着枯黄，像是经脉不通的血脉，倔强地不肯吐绿，父亲请来农技站的老张，老张围着树转了三圈，说是得了“柳树溃疡病”，打了药水，可第二年照旧，后来换了更贵的药，又请来市里的专家，都说是“天牛危害”，可无论怎样治，那几根枝条就是不争气地枯着。

奇怪的是,除了这几根枝条，整棵树依旧枝繁叶茂，夏天时，树冠如一把巨伞，荫蔽着大半个院子，我在树下读书、写作业，听着蝉鸣，看着光影在书页间跳跃，秋天里，叶子黄得透亮，风起时纷纷扬扬，铺满一地金黄，只有那几根枝条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都挂着几片半死不活的叶子，像是不甘心认输的病号，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。

我渐渐习惯了它的存在,就像习惯了自己身上某个小毛病，高中那年，我突然失声，一夜之间说不出话来，跑遍了省城的医院，做了无数次检查，从喉镜做到核磁共振，没有一个医生能给出确切的诊断，有人说是声带小结，有人说是喉返神经受损，还有人说是心理因素，吃了半年的药，喉咙依旧像个生锈的锁，打不开也关不上。

高考前夕,我在病房里看着窗外发呆，阳光透过柳树的缝隙洒进来，投下斑驳的影子，那几根枯枝依然倔强地伸着，像极了我的嗓子，父亲坐在床边，摸了摸我的头说：“别急，慢慢来。”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有些伤痛是急不来的，就像那棵柳树，既然治不好，那就学着与它共存吧。

后来去大学报到,我依然是那个说话沙哑的男生，第一次上台演讲，声音像砂纸磨过玻璃，台下的同学都露出惊讶的表情，但我坚持说完，说到最后，掌声雷动，再后来，我学会了写字条，学会了打字，学会了用手势和表情表达情绪，我的世界并没有因为失声而变小，反而因为适应变得更丰富。

大二那年寒假回家,正赶上邻居家扩建房屋，要把院墙往外移，施工队的人说，那棵柳树碍事，要砍掉，我站在树下，看着那几根枯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突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，父亲拿出四千元钱，买下了邻居家的那块地，他说：“这棵树陪了你十八年，也该让它安度晚年了。”

我这才知道,那几根枯枝不是病，是树的记忆，十八年前，父亲插下的柳枝里，恰好有一根是枯枝，它没有生根，没有发芽，却也没有腐烂，就这么嵌在树身里，一年又一年，成了树的一部分，原来，所谓的久治不愈，不过是生命对过往的执着罢了。

我的嗓子依然没有痊愈,那棵柳树也依然有几根枯枝，但我们都在彼此的世界里，活得很好，有些伤口不需要愈合，有些治疗不是痊愈，有些久治不愈，不过是另一种圆满，就像那棵柳树，因为有了枯枝，才更显生命的顽强；就像我的嗓音，因为沙哑，才更懂得倾听。

村口的医生都说这树有“顽疾”，治不好了，可谁又知道，这“顽疾”里种着多少光阴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