丧尸太平楼，丧尸太平楼
我被派去太平楼的那天,雨下得很大。
太平楼不是楼,是一座院子，藏在老城区巷子深处，院门口的铁牌上写着“淮城市疾控中心隔离观察点”几个字，油漆已经斑驳，底下的“太平”二字是后来用白漆描上去的，歪歪扭扭，像是小孩子写的。
“到了。”司机老赵把车停在巷口，没熄火，“我只能送你到这儿，再往里就不敢开了。”
我拎着备用物资箱下车,雨水顺着领口灌进来，凉得人一激灵，老赵从车窗里探出头，冲我喊：“小许，那边电话打不通，你自个儿小心，别进后院，后院是——”
“停尸房，我知道。”我打断他。
老赵欲言又止,最后只说了句“三天后我来接你”，便调头走了，尾灯在雨幕里越来越远，像两只会逃跑的眼睛。
我回头看向巷子深处。
太平楼安静地蹲在那里,院墙上的爬山虎疯长了一整夏，黑沉沉的叶子密密麻麻，把整面墙遮得严严实实，像披了一件巨大的裹尸布。
没人告诉我这地方为什么叫太平楼,这个名字是上一批防疫员叫起来的，后来就叫开了，有同事说是谐音，因为最早这里是某公司的“太平间”；也有人说不是谐音，本来就是太平间——民国时期的旧停尸房，后来改成了隔离点。
但谁在乎呢,反正没有人愿意来这里。
我是最后一个来的,上一批防疫员撤出去后，这里就只剩下我一个“活的”。
物资箱挺沉,里头有压缩饼干、瓶装水、防护服，还有三支血清，临走前主任特意叮嘱我，血清是最后的手段，非必要不使用。
我在门口换上全套防护服,推开太平楼的院门。
院子不大,三面是平房，中间一棵老槐树，树冠遮天蔽日，雨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，砸在地上溅起白花花的水雾，院子正北是主楼，灰砖灰瓦，窗户用木板钉死了，只留一条窄缝透气。
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——这里没有满地丧尸，没有断壁残垣，甚至没有那种腐烂的臭味，一切都太平静了，太平静就是最大的不正常。
我按照流程核对隔离人数,名单上应该还有七个人——三名老研究员和四名志愿者。
“有人吗？我是新来的防疫员。”
喊了好几声,西边那排平房的门才吱呀一声开了。
先出来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,白大褂皱巴巴的，头发随便扎在脑后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说：“进来。”
屋里还有六个人,或坐或站，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，混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腥甜。
“我叫方晴，病毒组研究员。”中年女人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其他人，“老张、老王、老李，都是病毒组的，这四个是志愿者。”
几个志愿者看起来都很年轻,最年轻的可能才二十出头，脸色苍白，眼神涣散，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。
“情况怎么样？”我放下物资箱。
方晴推了推眼镜：“不怎么样，第二批血清用完了，第三批还没到。”她顿了顿，“后院有人不听劝，碰了不该碰的东西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一直盯着我的物资箱。
“后院？”
“停尸房。”
我没再追问,这地方处处透着诡异，但防疫员手册上写得清清楚楚——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看的别看，做好自己的事，等换班。
太平楼的夜来得格外快。
晚饭是压缩饼干就白开水,四个志愿者没什么胃口，老张他们几个研究员倒是吃得挺香，边吃边聊一些我听不懂的学术名词。
吃完饭,我按例去巡查隔离区。
主楼一楼原本是观察室,现在改成了临时宿舍，我挨个敲门，确认每个隔离对象都在自己房间里，走到走廊尽头最后一间时，门虚掩着，里面没有亮灯。
我推开门,借着走廊的光看见床上躺着个人形，裹在被子里，一动不动的。
“隔离期间不许关门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被子动了动,里面的人慢慢坐起来。
是个老太太,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脸上的皮肤几乎透明，贴着头皮的银发稀稀疏疏的，她直勾勾地看着我，忽然咧嘴笑了。
“你是新来的。”
语气很笃定,不像疑问句。
“对，新来的防疫员，您是哪位？”
“我就是个死人。”老太太说，声音沙哑，像砂纸划过玻璃，“躺这里等死呢。”
这时候方晴从走廊那头走来,拽了我一把：“别跟她说话，她是第一批感染的老研究员，病毒在脑子里扩散了，现在不清醒。”
我被她拉出房间,回头时看见老太太还坐在床上，歪着脑袋冲我笑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
“她一直这样？”我问。
“刚感染就这样，等过几天你就习惯了。”方晴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。
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,但又说不上来。
第三天晚上,出了事。
事情是从那个老太太开始的。
半夜两点多,我正躺在值班室的折叠床上半睡半醒，忽然听到走廊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像什么东西在地上拖行，我摸出手电筒打开门，看见老太太正趴在走廊地板上，一点一点往前爬。
她的指甲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。
“您去哪儿？”我蹲下去扶她，手电筒的光照在她脸上——老太太抬起头，眼珠子浑浊发白，嘴一张一合，像离了水的鱼。
“跑……跑……”她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，“快跑……”
“您说什么？”
“不是我……不是我要咬他们的……是它……是楼……”
话音未落,老太太突然痉挛起来，身体弓成一个不可能的弧度，嘴里开始往外冒白沫，我赶紧按住她，正要叫人来帮忙，就看见方晴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，手里举着一支注射器。
“血清？”我问。
方晴没回答,蹲下来把注射器扎进老太太的颈动脉，推空了里面的液体。
老太太的身体剧烈抖动了几下,然后不动了。
“死了。”方晴站起来，面无表情地收起注射器，“抬后院去吧。”
我问：“这是什么类型的病毒？为什么她——”
“别问那么多。”方晴打断我，语气忽然变得很冷，“管好自己就行。
”她的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异常，像两颗玻璃珠子。
我被她看得发毛,没有再开口。
但那天晚上,我失眠了。
因为我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——三天前我到太平楼时，名单上只有七个人，可我数过隔离房间，一共八间，每间都住着人。
多出来的那个人是谁？
接下来的两天,我开始留意太平楼里的一切。
先是人,那四个志愿者从不主动说话，每天只是机械地吃饭、睡觉、吃药，有几次我想跟他们聊聊，发现他们的眼神都是散的，瞳孔对不上焦。
然后是研究员,老张他们三个几乎不出房门，每次我去送饭，都只开一条门缝把饭接进去，然后迅速关上，里面会传出翻书声和低语声，偶尔还有笑声——那种压着嗓子的、克制而诡异的笑。
最不对劲的是方晴,她每天固定去后院三次，早中晚各一次，雷打不动，我假装在院子里整理物资，远远看见她推开停尸房的门，进去后大约十分钟才出来，出来时白大褂上总是沾着新的血迹。
第三天下午,我终于忍不住了。
趁方晴去后院的时候,我悄悄绕到停尸房侧面，从一扇破损的窗户往里看。
里面不是停尸房。
水泥台子上摆满了瓶瓶罐罐,还有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东西——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器官、贴着标签的血样试管、密密麻麻的培养皿，墙角堆着好几箱用过的注射器，针头已经发黄。
十几个金属笼子摞在墙边,笼子里关着老鼠、兔子，还有几只猴子，它们身上都插着管子，有些已经死了，有些还在微微抽搐。
方晴背对着窗户,正在操作台上忙碌，我听见她自言自语，声音很轻，像是在跟谁说话。
“不够……还是不够……还差一个……”
这时她忽然转过头,直直看向我这边的窗户。
我立刻蹲下,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。
但我确定她看见我了,因为我看见她的眼睛——那双眼睛里，瞳孔正在从深棕色变成灰白色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扩散。
那晚,方晴召集所有人开会。
“病毒变异了。”她站在屋中央，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，“之前的血清已经没用，需要从活体内重新提取抗体。”
老张他们几个面无表情地点头,像是在听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
“”方晴看着我，“我们需要你帮忙。”
她的眼睛又恢复成了深棕色,正常得不能再正常，但我总觉得那颜色是假的，是贴在眼球上的伪装纸。
“帮什么？”
“去把院门锁上。”方晴说，“从外面锁。”
她走近我,离我很近，近到我能闻到她身上的气味——消毒水、血腥味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腻，像腐烂了三天的肉拌着蜂蜜。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，”方晴微微侧过头，嘴角弯起一个奇怪的弧度，“要开始了。”
她伸出手,摸了摸我的脸。
手指冰凉,指甲缝里嵌着暗红色的东西。
“你来了五天了。”方晴说，“疫苗在你体内复制得差不多了。”
我终于意识到什么,后退一步，撞翻了身后的杂物架。
“你们根本不是研究员。”
“我们是。”方晴歪了歪头，“只是我们的研究方向，和你们理解的‘防疫’不太一样。”
老张从背后掏出一支注射器,里面装着一种淡绿色的液体。
“别怕。”方晴的声音温柔得让人头皮发麻，“不会很疼的。”
“不后悔进太平楼吧？”
我一个激灵睁开眼。
头顶是太平楼主楼的天花板,灰扑扑的，有道裂缝从东延伸到西，像一条干涸的河床，我躺在床上，身上盖着被子，被子里冰凉一片，汗已经湿透了衣服。
原来是个梦。
我松了一口气,撑着坐起来，发现床边站着那个老太太。
她活着,还冲我笑，露出光秃秃的牙床。
“不是梦。”老太太说，“你睡了三天，他们都以为你醒不过来了。”
我的目光慢慢移向自己的手臂——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针眼，青紫一片。
“那是他们给你用的疫苗。”老太太的声音沙哑而平静，“你是最后一个了，就差你一个，就齐了。”
她笑着,眼角堆满褶皱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我读不懂的光。
我张了张嘴,想问点什么，可当我低头看见被子上那件白大褂的时候，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嗓子里。
白大褂的袖口上有一个小小的姓名牌,磨得发白，能模糊看见几个字——
“许致远，防疫员”。
那是我的名字。
但下面还印着一行小字,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印上去的。
“实验体零，样本编号0012，入楼日期：2023年3月15日。”
现在是几月？
我忽然想不起来了。
老太太凑近我,几乎贴着我的耳朵说了一句话，她的声音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像隔着一层浓雾。
“欢迎正式入住太平楼，你终于……是我们中的一个了。”
院子里传来沙沙的声响。
是锹。
有人在挖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