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董蔚，董蔚

电话那头,是董蔚母亲的声音。

“她走了两年了。”阿姨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让我有些不适应，“胃癌。”

我握着手机,站在北京四月末的风里，桃花已经谢了，槐花正开，我忽然想起，董蔚最喜欢槐花的味道，高三那年春天，我们逃了晚自习，翻墙出去摘槐花，她坐在墙头上，笑着往下扔，我在下面接着，月光很亮，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只展翅的鸟。

我和董蔚认识整整十年,失去联系五年，再听到她的消息，就是这句“走了两年了”。

记忆里的董蔚,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校服，袖口总是挽着，露出一截细白的手腕，她是那种在人群里不显眼，但只要你留意，就再也移不开目光的女孩，成绩不拔尖，但会画画，化学课本的空白处，被她画满了各种小插画——会跳舞的烧杯、戴着墨镜的酒精灯、手拉手做操的分子结构。

班主任没收过很多次她的课本,但每次都在办公室翻看那些插画，然后叹气着还给她，说：“董蔚，你要是把画画的心思用在学习上，清华北大都考上了。”

她不说话,低着头笑。

只有我知道她为什么笑,因为她在课本的最后一页，画了一个小小的清华校门，旁边写着一行字：“我不想考清华，我想考美院。”

后来她真的去考了美院,也真的考上了，那年夏天，我们坐在县城唯一的那家奶茶店里，她要了两杯珍珠奶茶，把珍珠嚼得吱吱响。

“以后就是大画家了，”我逗她，“记得给我签名。”

“给你签在人民币上，”她笑，“等你用完我就报警，说你毁坏人民币。”
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。

大学的头两年,我们还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，她在美院适应得很好，交了很多新朋友，画了很多新画，她说北京的槐花和县城的不一样，香味更浓，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我不知道少了点什么,也许她也不知道。

再后来,联系就断了，不是吵架，不是误会，就是慢慢地、不知不觉地，两个人都不再主动了，我想，真正的好朋友大概就是这样，不需要刻意维系，即使很久不联系，下次见面依然亲密无间。

我一直在等那个“下次见面”。

可再也没有下次了。

站在槐花树下,我给董蔚的母亲回了电话：“阿姨，我是董蔚的同学，我叫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，”阿姨打断了我，“她经常提起你。”

“她……走的时候，有什么话留下吗？”

阿姨沉默了很久,久到我以为她挂了电话，然后她轻轻地说：“她说，让我告诉所有人，她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画画。”

我挂了电话,眼泪忽然就下来了。

那个说要给我在人民币上签名的女孩,那个坐在墙头往下扔槐花的女孩，那个在化学课本上画满插画的女孩，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画画。

我买了当晚回县城的火车票。

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,她已经不在了，那座小城，那个学校，那个有着槐花树的老墙，都还在，可是她不在了，但我还是想回去看看，去看看那些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地方，去回忆那些我们曾经一起做过的事。

也许我不是在找她,而是在找过去的自己。

火车开动的时候,我收到一条短信，是董蔚的母亲发来的：“她留了一些画，你来拿吧。”

我把手机贴在胸口,仿佛能感受到那些画的温度。

董蔚,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画画，但我知道，你一定画得很好，好到每一笔都能开出花来，就像那年春天，你坐在墙头上，笑着把槐花扔给我。

那些花,我一直都记得。

如果你真的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画画,那把我也画进去吧，画成那年春天的样子，画成我们最好的样子。

画成我们还在一起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