凝视深渊,当我们成为死亡之眼,死亡之眼
弗里德里希·尼采的警告在耳畔低语:“与怪物战斗的人,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,当你凝视深渊时,深渊也在凝视着你。”“死亡之眼”——这不仅仅是某个可怖之物的名号;它是一种存在方式,一种观看的立场,一种当我们试图裁决、消除甚或仅仅“客观”审视他者生命时,所悄然佩戴的冰冷透镜,它是在我们以为自己只是旁观者的那个瞬间,深渊向我们回望时的瞳孔。

历史的显影液中,浮现出许多“死亡之眼”的定格,1945年8月9日上午11时02分,长崎上空,投弹手透过诺顿瞄准器,将十字线对准了浦上河谷,在他视野的中心,是错综的街巷、奔跑的微小身影、教堂的尖顶,电光石火间,技术理性和战争逻辑完成了最终的合谋——他将一个活生生的城市,抽象为“军事目标”,将数万呼吸着的生命,折叠为一个需要被解决的“问题”,那一刻,瞄准器的镜片,就是一枚最纯粹的“死亡之眼”,它剥离了温度、故事与哭声,只留下坐标、毁伤评估和战略价值,这种观看,本身就是杀戮的前奏,更幽微也更无所不在的“死亡之眼”,则镶嵌在我们时代的数字广场之上,当一个人被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下,他的全部存在——曾经的过失、瞬间的失态、私密的悲欢——都被切割成碎片,供人审视、评判、嘲讽,键盘敲击间,一个复杂的、立体的人,被压扁成承载某种“错误”的符号,我们享受着道德优越感带来的温暖,却未曾察觉,自己那急于划分对错、宣判“社会性死亡”的目光,已变得何等漠然与锋利,我们在凝视“深渊”般的“有罪者”时,自己的瞳孔,是否也映出了深渊的底色?
这便是“死亡之眼”最深的陷阱:它许诺我们清醒、正义与力量,却偷偷将我们异化为自己所以为正在对抗的东西,当我们用彻底工具化的眼光看待对手,我们便参与了将人“物化”的暴力,当我们沉溺于以绝对正确自居的审判快感,我们便在自己心中,饲养了不容异见的独断怪兽,凝视,从来不是被动的;它塑造观看者,也摧毁被看者,让两者在一种扭曲的关系中共同沉沦。
是否存在一种不同的目光?一种能够抵御深渊引力、能够看见并护佑生命本身的目光?或许,起点在于重新认识到“看见”的沉重与珍贵,不是“死亡之眼”那掠夺性、结论性的看见,而是一种“守望之眼”——它承认对方生命的不可穿透的神秘,承认其痛苦与渴望的真实,哪怕其中混有我们无法理解的杂质,这种目光不急于归类和解构,而是首先尝试“容纳”与“聆听”,它如探照灯,不是为了暴露而后消灭,而是为了在茫茫黑暗中,确认一个同类坐标的存在,并低声说:“你在那里,我看到了,你的存在,本身就有重量。”
这绝非易事,它要求我们与本能中好斗、简化、自义的部分不断抗争,每一次当我们想要轻易地将一个人从“我们”的范畴中驱逐出去时,或许都需要一次深呼吸,让目光短暂地离开那诱人的深渊,转而内省:我的愤怒背后,是否有恐惧?我的正义感,是否正沦为残酷的借口?我是否在通过否定他人的生命,来确证自己生命的价值?
“死亡之眼”与“守望之眼”的区别,或许正是毁灭与救赎的区别,是成为深渊的一部分,还是在深渊边缘,依然固执地燃起一团微小却坚韧的生命篝火,选择哪一种目光,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看待某一个“他者”,更关乎我们将成为怎样的自己——是那冰冷镜片后的裁决者,还是一个在残缺世界里,依然愿意相信并见证生命温暖的、有温度的人,世界所等待的,或许正是后者那样勇敢而慈悲的凝视。





